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使乡村社会因此成为新的“利益场”,干群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农民的机会主义与基层组织的策略主义相互型塑,使得基层治理陷入博弈困境.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国家通过弱化乡村治权推动乡村治理从整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的意外结果.技术治理虽在乡村社会中建立了密集的制度网络,但在对接多元、复杂乡村社会时,却遭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结构性治理困境,造成乡村治理的有“术”无“道”.如此一来,基层组织便以引进更多的地方社会势力来维持一个脆弱的、病态的秩序平衡,并在资源流变的背景下形成分利秩序.当前,国家政权建设应当将基层治理的“治道”这一“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上日程,并以“治道”为基础通过政治社会化和人心秩序的重建,进而达成“道”与“术”的契合,形成有灵魂、有规则的乡村秩序.